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
凯尔·哈珀
中文版序
罗马帝国的衰亡提出崭新视角：着重瘟疫和气候变迁这两项过去较少关注的角度；
气候变迁与疾病瘟疫，才是决定剧本的匿名作者，将相英雄只是棋子。棋盘的变化决定了棋子的命运，过去的“棋子史观”恐怕要重新思考了。
大自然与生物学的角度，能对历史的理解产生新视野。
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气候变冷是史诗级的，范围是全球性的，公元6世纪中期，有好些年完全没有夏季。
引 言 自然的胜利
一百多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一直驻守在靠近北方边界的城镇里，罗马军团在那里守卫着罗马人眼中的文明与野蛮之界。
注: 天子守国门
人类创造物并不具备永恒性，罗马的灭亡就是一个例子。世界的荣光就这样消散了（Sic transit gloria mundi）
在血腥的动物猎杀表演中，罗马人表现出了对驯服自然野性力量的能力的过度自信。
从微观到全球——帝国的衰落是自然战胜人类野心的胜利。
在《埃涅阿斯纪》的第一幕场景中，主人公被卷入狂暴的暴风雨中上下翻飞，被自然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间。
在罗马帝国终结的故事里，人类和环境因素无法分割。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罗马的终结只是其中一个章节，故事仍在继续。罗马的命运可以提醒我们，大自然是狡猾而且反复无常的。进化的强大力量可以在瞬间改变世界。惊奇和悖论就潜伏在进步的中心。
罗马帝国的形态
时间随着脚步和马蹄的单调节奏慢慢流逝。
我们变幻无常的星球
时间是他们的盟友
近年来，历史学者越来越多地遭遇到所谓“自然档案”的对质
冰芯、洞穴石、湖泊沉积物和海洋沉积物，都用地球化学的语言保存了气候变化的记录。
树轮和冰川是环境历史的记录。这些物理介质保存了关于地球过去的加密记录。同样，进化和生物学历史也留下了痕迹供我们追踪。
最伟大的自然档案可能要数我们称为基因的长链核酸。
具有活性的DNA是进化史的有机记录。从考古现场的背景中提取古代DNA并进行测序的能力，使我们得以重构生命之树，追溯回遥远的过去。在某些情况下，法医鉴定手段能让我们指认历史上一些大屠杀的微生物凶手，就像激动人心的确凿法庭证据一样。科技正在彻底改变我们对微生物和人类进化的故事的认知。
大部分讲述罗马衰落的历史都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默认假设之上，即环境是一个稳定、惰性的故事背景。
作为我们迫切了解地球系统历史的副产品，并且由于获取古气候和基因历史数据的能力取得了极大进步，我们得知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对于人类活动来说，地球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波澜不定的平台，就像在猛烈的风暴中的船甲板一样摇摇摆摆。地球的物理和生物系统是不断变化的环境
人为气候变化只是一个近期的问题——并且坦白地说，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早在人类开始向大气层排放能吸收热量的化学物质很久以前，气候系统就已经由于自然原因而摇摆和变化。
在更新世，这些被称为“轨道驱动”的机制创造了许多持续数千年的冰期。
随后，大约在12 000年前，冰雪融化，气候进入了温暖而稳定的间冰期，即全新世。全新世是农业兴起和复杂政治结构发展的必要背景。但事实证明，全新世实际上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气候时期，这对人类活动来说至关重要。
。在帝国和繁荣看似良性的循环中，除了贸易和技术，气候也是一种无声的合作力量。
气候变化从来都是一个外部因素，一张超越了所有游戏规则的真正的百搭牌②。
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质上是变幻无常的。
大自然手中还挥舞着另外一件可怕的武器：传染性疾病。
它可以像夜行军一样，突然间向人类社会发动袭击。在决定罗马命运的时候，生物学上的变化甚至比自然气候更为有力。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两种因素都不是孤立的。气候变化和传染病不是相继单独发生的，它们是两种相互重叠的自然力量。
物理气候中的扰动可以激发生态或进化上的改变，从而导致疾病发生。
人类社会创造了一种可供致命微生物生存、传播和繁衍的生态环境。
致命的微生物环境，正是罗马帝国雄心勃勃的社会发展所培育出的意外而吊诡的结果。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经典著作《瘟疫与人》中的表述。在麦克尼尔看来，故事的关联线索是新石器时代各个细菌池的兴起以及随后各细菌池的融合。农业使我们与家畜密切接触；城市创造了细菌传播所必需的人口密度；贸易网络的扩张让地方性病原体肆无忌惮地传播到其他处女地，导致了“文明疾病池的汇聚”。21
大自然创造性的破坏力还远远没有枯竭。
所有这些新兴传染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来自野生动物，而不是驯化物种。目前，来自野外的病原体进化和人畜共患疾病，在新兴传染病的动态机制中比以前占了更大的比重。
人类对新环境的入侵是一种危险的游戏。
四通八达的陆路和海路不仅运送了人、思想和货物，也运送了细菌。
纬度上的物种梯度，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基本的事实，即生命形态在越靠近赤道的地方会越丰富。
地球科学和基因革命的迫切研究告诉我们，气候变化和新兴传染病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要，而是如何将自然环境的影响嵌入到因果关系的序列中。
人的故事
历史的责任就是怀着对自由和偶然性的适当尊重，以及对那些在所处环境中生活的人们的强烈同情，以正确的方式将这些故事的线索编织到一起。
罗马的兴衰提醒我们，人类文明的故事完全是一部环境上演的戏剧。
关于文明的命运，是时候该重新考虑大自然神秘而让人敬畏的力量了。
伟大的医生与伟大的城市
一个拥有惊人天赋的人必然会忍不住要到伟大的首都去试试运气。
人与繁荣
人口增长是生与死之间狭窄的空间里无数细微的变化所引发的意想不到的结果。
罗马人知道生命易逝，来之不易的成果会在一瞬之间被死亡一扫而空。
汉代中国是罗马帝国在欧亚大陆上的对应力量。我们将看到，在我们探究的这段时间里，两个帝国之间的有效距离正在缩短：写于2世纪中叶的托勒密（Ptolemy）地理手册，记录了到“赛里斯”首都②的明确陆地距离，并且，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还知道一些航海者曾经走海路到达过远东。汉帝国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合适的比较对象，但即便在这里，人口似乎也从没达到过罗马帝国的最高值——7500万（在东方，这一数字要等到稻米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大运河系统的建立）。
一位2世纪中叶的中国作家曾经为东汉帝国中心地区的人民所承受的压力而哀叹：“中州内郡，规地拓境，不能半边，而口户百万，田亩一全，人众地荒，无所容足。”在罗马环境中，由于没有这样的哀叹而特别引人注目。
注: «潜夫论»汉.王符：“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诚不可久荒以开敌心。且扁鹊之治病也，审闭结而通郁滞，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故病愈而名显。伊尹之佐汤也，设轻重而通有无，损积余以补不足，故殷治而君尊。贾谊痛于偏枯躄痱之疾。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数百，而太守周回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中州内郡，规地拓境，不能半边，而口户百万，田亩一全，人众地荒，无所容足，此亦偏枯躄痱之类也。”
这种集约型增长源于两种经典机制：技术和贸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所谓的熊彼特式增长（Schumpeterian growth），因为新的工具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贸易促进了斯密式增长（Smithian growth），释放了在古典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专业化和比较优势的力量。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让人类劳动能更有效地提取和利用能源用于生产。
和平、法律和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市场如同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信用是商业的润滑剂
罗马气候最优期
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兴衰周期的解释过于侧重人类因素，就好像我们是乐队里唯一的乐手。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有另一种重要因素在不远的背景中运作，人类就在它安排的顺境或逆境中演绎自己的命运。气候一直是一种既有利又具破坏性的力量，它在罗马的繁荣以及随后未曾预见的中断中，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因素。
托勒密把古代世界积累的学问和严谨的经验主义者得来不易的进展结合在一起，而且，他的理论也将在下面一千年的时间里占据一席之地。然而，这位最敏锐的天文观察者所记录的亚历山大里亚当地的天气情况，让许多后来的读者感到难以置信。在托勒密的证词中，除了八月，罗马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每个月都会下雨。而现在，从五月初到九月底，大概只有一天会下雨。这不会是一个偶然的差别。托勒密的观测意味着地中海东南部有着与现在不同的大气和水文环境。我们可以提出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即罗马世界的气候与我们的存在明显差异。
罗马的帝国计划拥有一个他们无法想象的盟友：作为罗马扩张背景的全新世气候时期。
在公元前几百年和公元后最初的几个世纪中，一个温暖、潮湿、稳定的气候格局被称为罗马气候最优期。
罗马帝国和中国汉代同时出现全盛期，是历史上许多“奇怪的并存”之一。这是指全球范围内增长和收缩的同步波动，它们似乎要在相同量级的因果机制下才能形成。尽管还缺少精确的定义和完整的理解，但罗马气候最优期说法的主旨是，罗马是在友好的环境条件下繁荣起来的。这值得我们探索，不仅因为气候可以成为农业经济中一个强大、建设性的动因，它强调了一点，即罗马大胆的发展实验建立在短暂的环境基础上。
我们的星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地方，它的历史充满惊奇。
这些剧烈的振荡主要来源于天体力学的节奏，地球自转和公转的微小变化都影响了接收到的太阳能。地球倾斜的角度让两极每半年分别更靠近太阳，产生四季，这个角度以41 000年为周期，在约22°和24.5°之间摆动。此外，地球每年绕太阳公转的离心率——椭圆形路径的精确弯曲度——会变化，因为我们的行星还受到太阳系其他星体的引力牵引。最重要的是，地球围绕轴心自转时会缓慢地摇摆，就像陀螺一样。每隔2.6万年，地球轴心的轨迹会在空间中形成一个圆锥体，这种运动称为轴的岁差。所有这些轨道参数重叠在一起，相互放大，相互抵消，极大地改变了热量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数量和空间分布。
冰芯中的宇宙放射核素与太阳活动呈反比关系，成为到达地球的辐射能量变化量的敏感指标。
在罗马时代，北非是罗马的粮仓，以其非凡的富饶而闻名，现在却是一个主要的粮食进口区。
气候造成的巨大影响让人类的努力相形见绌。
萦绕在马尔萨斯噩梦中的“自然”实际上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定量。相反，人类文明的物理环境一直是人类努力的一个反复无常的基础。在文明的变迁中，我们不应该回避自然的影响，也不应该将人为作用和纯粹的偶然因素排除在外。贸易、技术和气候共同促进了罗马的繁荣，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韧性：罗马帝国的压力和承受力
地中海总是会发生剧烈的气候变化，气候最优期至多不过是缓和了年与年之间不可预见的差异。
韧性是衡量一个社会吸收冲击，以及从创伤中恢复的能力的标准。
维斯帕西安（Vespasian）曾举世瞩目地对公共厕所中收集的尿液收税，并向他持有疑虑的儿子提图斯（Titus）保证，钱不会发臭：pecunia non olet。
一旦不利的自然环境，以及一个新的、比任何敌人都要凶残的微观敌人的出现，动摇了罗马人的根基，聚集在遥远地平线上的风暴乌云，就开始显得比平时更加壮观。
新的时代
安东尼瘟疫
帝国——其全球连通性和快速的通信网络——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流行病的暴发创造了生态条件。
阿里斯蒂德斯与帝国：富有然而病患缠身
关于他在罗马生病的记述，是古代世界最详尽的医学日记《神圣故事》（Sacred Tales）中最初的一节。
罗马帝国的疾病生态学
旧石器时代的人处于一种相对更友好的疾病生态中。
农场动物只是产生新病原体的生物酿造场的一小部分。野生动物身上产生新敌人的持续力量，在最近暴发的疾病名单中显而易见：比如寨卡、埃博拉和艾滋病。
大自然中充满了微生物的野生储存宿主和潜在的新敌人，基因突变不断衍生出危险的分子实验成果。
人类和新疾病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不是农场，而是所有鸟类、哺乳动物，还有能够孕育出下一个潜在的人类病原体的其他生物。
我们在人类社会之间逐步建立起来的联系不仅连通了旧的细菌池，而且更深刻的是，这些联系将原本彼此分离的不同人类群体变成了一个种群集合，吸引四处游荡的杀手前来探索。疾病史上最主要的戏剧性事件，是野生宿主身上不断出现的新细菌，找到不断扩大、容易相互感染的人类群体。
帝国的疾病、健康和死亡
城市化、社会分层和流动性使人群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的感染。
罗马文明对于行省人民的健康是有害的。
在美国，这种现代化进程中残酷的逆流现象被称为“内战前的悖论”（Antebellum Paradox）
马尔萨斯对城市疾病生态学的影响有一个大致的概念。
罗马人经历了自己版本的这种悖论，但他们既没有突破性的技术发展，也没有新的公共卫生机制来解决困局。罗马人无助地陷入了自身发展带来的恶果，造成了混乱的生态后果。所有迹象都表明，尽管罗马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但帝国子民却在异常沉重的病原体负荷下呻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经济上的成功导致了这种痛苦。
流行病的年份与短期的环境干扰（如洪水）密切相关，这也表明了疾病是由本地疾病池引起的，它们被气候波动升级为死亡浪潮。
肺结核的进化史和罗马帝国似乎命中注定地交织在一起。
基因证据再一次说明了在一种致命细菌的传播过程中，公元一千纪初期的重要性。
罗马人与全球联络网
野性正在准备一种新的、愤怒的、庞大的存在。
消费者的味蕾刺激了全球运输，从而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这种情况在以后的历史中还会出现。
货物和神明所到之处，细菌也如期而至。
印度洋系统真正的生物学意义并不在于融合了“欧亚大陆各个文明的疾病池”，而在于它形成了一种新兴传染病的超导体。
热带地区是疾病进化的温床。
非洲中部是地球上一些脊椎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因此，这里一直是并且仍然是一个危险的进化实验区，是多数损害人类健康的病原体的摇篮。
大瘟疫
除了安东尼瘟疫，4世纪的中国也出现了疑似天花的流行病；5世纪末发生在埃德萨的一场瘟疫，根据记述来看很有可能是天花。
韧性与新平衡
一个人一旦准备好埋葬死者，很快就会轮到他自己，就在一瞬之间。所以归根结底，要始终认清人间事务是多么短暂且毫无价值。身体里流淌的东西，明天就会变成尸体和灰烬……所以，要像磐石一样站在高处。它被海浪不断拍打，却岿然不动，并且平息了周围涌动的潮水。”
千年帝国
从任何意义上讲，竞技会都是一件帝国的大事，一场精心制作的演出，展示了罗马数百年来未曾间断的、令人敬畏的权势。当时没有人知道，他们目睹的是一场告别仪式，因为这将是罗马城见到的最后一场世纪竞技会。
“危机”（crisis）这个词源于希腊医学术语。危机是严重疾病的转折点，病人从此走向死亡或康复。
漫长的安东尼时代：塞维鲁王朝
卡西乌斯·狄奥认为，奥勒留统治期的结束是黄金时代的终结，也是“铁和尘土”时代的开始。
。到3世纪末，一本传统的演说家手册曾劝阻人们，不要试图通过赞扬城市的法律来恭维这座城市，“因为所有人都在使用罗马人的法律”。
塞维鲁时期成为古典罗马法最辉煌的时刻并不是偶然的。查士丁尼《法学汇编》（Digest）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摘自塞维鲁王朝法学家的作品。法学是所有知识学科中最保守的一个，
法学家帕皮尼安（Papinian）和乌尔皮安（Ulpian）都是叙利亚人，他们都在塞维鲁王朝担任行政职务，这时正是行政管理阶层最庞大的时期。公民身份的彻底开放需要法律实践拥有更高的专业性，以乌尔皮安为例，我们可以说，他的一些最伟大作品的写作初衷，就是要帮助地方长官应对新公民提出的各种问题和主张。在贝鲁特成立的一所法律学校，很快就成为法律生涯和学习的中心。行省人民对罗马法学的贡献，是塞维鲁时期帝国文化传播最有力的证明。
塞维鲁王朝的成就硕果累累。这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包容。
世界的晚年：3世纪的气候变化
铍同位素的记录显示，在3世纪40年代，日晒出现了急剧下降。寒冷如约而至。
西普里安在3世纪中叶感受到的寒冷时代的寒风，或许是准确的。
。在248年的另一张莎草纸上，一个人不惜交出他所有的财物，以躲避履行食物供应的义务。就在同一时间，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声称，河床就像沙漠一样干涸——如果这不仅仅是一个修辞性的比喻，那么它实际上意味着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同时干枯。总之，这是罗马人统治埃及的七个世纪中最严重的一次环境危机。
西普里安瘟疫：被遗忘的瘟疫
“只要我们还在与这个时代分享共同的血肉，那么这些眼睛的疼痛、发烧的攻击、四肢的不适，在我们和其他人身上是一样的。” 西普里安试图让这些患者变得高尚，把他们在痛苦和死亡中表现出的力量，比作殉道者英勇的坚持。
帝国的疆域
“让其他人去寻找西部最远的边缘吧。探索者可能拥有更多的冒险——但老人拥有更多的生活。”
帝国的新平衡
飞速旋转的命运之轮，总是不断切换着逆境与繁荣。
新地缘政治：地中海与中亚
对古典地中海的居民来说，草原是时间和历史之外的存在。
严格的社会等级在纤薄的土壤里不易生根。
中世纪气候异常期”（1000—1350）是一段正指数主宰的时期，亚洲内陆在这时候极为干燥。
匈人是骑在马背上的武装气候难民。
唯一的安慰是，它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所有人造事物的短暂性。
帝国中心的仪式
查士丁尼，但这完全符合他的风格。他在一项法律中宣称：“我们认为，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值得我们关心。”“我们更不会忽视那些巩固共和国根基的重要事情。”
收复与复兴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罗马法汇编。用吉本的话说：“查士丁尼各种空泛的胜利头衔化作尘土，但立法者的名字却被镌刻在美丽而永恒的纪念碑上。在他的统治期间，在他的关注下，民法被纳入《法典》《法学汇编》和《法学阶梯》等不朽著作中。”
凶手的诞生：鼠疫耶尔森氏杆菌的自然史
“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把一个人或一个地方的命运抬高，然后又无缘无故地抛下来，让他们毁灭。”
鼠疫杆菌是三次历史性黑死病的病因。
第一次暴发于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中世纪的黑死病始于1346—1353年，随后持续了近500年时间。第三次发生在1894年的中国云南，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根据目前掌握的遗传数据来看，鼠疫杆菌的发源地很可能是中国的青藏高原。
引发第一次大规模瘟疫的鼠疫菌株不同于从中国西部高地的一个古老巢穴中发现的。
全球背景：科斯马斯的世界
536年被称为“无夏之年”。我们现在知道，这是过去三千年来最严重的一系列火山爆发事件中第一次令人恐惧的阵痛。540—541年，又出现了一次恶劣的火山冬天。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不仅是严寒，而且是全新世晚期中最冷的20年。查士丁尼的统治正被一个史诗级的、几千年一遇的全球寒流所围困。
今天，厄尔尼诺现象与中国的鼠疫疫情有密切的联系。
两百年的死亡：顽固的鼠疫
叙利亚赢得了瘟疫贮藏地的名声
。鼠疫细菌通常就寄生在半干旱地区的高海拔啮齿动物身上。
大格列高利的世界
格列高利的一生经历了全新世晚期最严重的气候恶化。5
对厄运的感知没有成为套在脖子上的枷锁，而是更像一幅隐藏的地图，在混乱时代为他们的行动提供方向。
安东尼瘟疫使人们的想象力转向古老而日益普遍的阿波罗崇拜。西普里安瘟疫动摇了古代民间多神论的基础，使基督教得以出现在公众面前。6至7世纪，鼠疫和气候恶化的连锁反应催生了一个末世论的时代，范围覆盖基督教、犹太教，以及古代晚期最后的遗产——伊斯兰教。
冰河时代降临
在6世纪的智识生活中，两种古老的相互对立的关于大自然的看法重新开始尖锐对抗。一种观念认为，自然是秩序和规律的典范。它永恒的完美是道德理性的源泉，人类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与宇宙和谐共处。新柏拉图哲学给这种仁慈的观点建立一种复杂的形而上学，在帝国官僚阶层中，它成了一种实用的意识形态。他们管理下的帝国是有序宇宙的一面镜子。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物质世界是变迁、变化和暴力的源泉。查士丁尼皇帝是这种观点最坚定的信徒。在他眼里，大自然是敌对的，其利爪和牙齿上沾满鲜血。这不是一场空泛的争论，而是一场关于如何统治帝国的辩论：使用理性还是意志，遵循传统还是进行改革。
无夏之年波及了全世界。爱尔兰的年鉴中出现饥荒。中国编年史也记载，夜空中第二亮的“老人星”消失了，山东在7月份出现降雪——这里和西西里处于同一纬度。整个地球都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影响。
注: 536年冰岛火山大爆发
关于这些让同时代人惊恐异常的事件的时间和规模几乎不存在质疑：一连串的火山爆发可以与全新世的任何事件相提并论。
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一个猛烈的火山爆发时期，在整个全新世晚期也是无与伦比的。
536年初，北半球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火山喷发，大量硫酸盐浮质被喷射到平流层。
在539或540年发生了第二次更具灾难性的爆发。第二次喷发发生在热带地区，却在两极都留下了痕迹。在四年时间里，地球曾两次向平流层喷射出大量硫酸盐，阻挡了太阳能的吸收。17
从整个北半球来看，536年是过去两千年中最冷的一年。欧洲各地的夏季平均气温立刻下降了2.5摄氏度（最高），这实际上是非常惊人的数字。539年至540年的爆发过后，全球气温骤降。在欧洲，各地的夏季平均气温又一次下跌了最多2.7摄氏度。
自然变化、火山活动和弱化的太阳辐射结合在一起，使晚古小冰期成了全新世气候的一个独特阶段。
后 记 人类的胜利？
细菌、病毒和其他寄生物不是系统中的惰性部分；相反，它们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抓住面前的一切机会。这种视角使人类的胜利看起来更谦卑，或许也更不明确。
“人类世”（Anthropocene）是个正被不断接纳的名字，用来描述地球历史上当前的时代，以承认人类文明对地球物理和生物系统造成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人类世已经改写了陆地上和海洋中所有物种的进化规则。生物适应度——定义为生存和繁殖的成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与人类活动的相容性。
进化是由随机突变的盲目力量所推动的，但我们创造了对进化进行修改和实验的环境。
罗马人无法想象，他们所建立的文明正是自身成功和无常环境的受害者。
在一个发展过快的全球世界，大自然的复仇开始显现，尽管人们一直在幻想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并不陌生。在这个文明的命运中，自然环境的支配地位以我们未曾想象的方式，将我们与罗马人彼此拉近，拥在一起，为古老的奇观和未知的将来欢呼。
致 谢
多年来，古典学与文学系一直是个美好而富足的家，我也要感谢曾经有幸一起共事过的教务处同事。许多部门的同事，包括气象学系、人类学系、生物学系和历史系，都好心忍受了我不断的询问，并教给我很多东西。
在我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时候，就被使用自然科学来照亮人类过去的令人振奋的可能性所包围
注 释
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始于农业的传播